鹿鸣山的传统教育——传统文化与社区的精神生活

鹿鸣山社区小小的一个村，清代以来，创建了3所私塾，2所讲堂，一个学馆，培育了地方杰出的乡土人才，送走出了许多宏达之士。学子遍及巴蜀、陕西，初步统计秀才数十人，举子十多人，进士三人，是通江乃至巴中市少有的文化乡土圣地。但是，星转斗移，也是这一二百年间，这种文化现象不复再现，鹿鸣山的文化盛况被历史尘封。今天祖宗遗留的祠堂和祠堂遗址上的两所小学，还在感受前人的雅量和辉煌。难怪这个村的百姓说，近六十年来，这个村里兴盛“吃国家粮”的时候，却没有一个人有此殊荣。文化的消失是件痛苦的过程，但是无意识和大家的麻木，却让我们的子孙们永久远离文明，难道我们今天的教育只能让乡里人“背井离乡”，走上务工不归路吗？

最近，我们走进鹿鸣山，听乡亲讲故事，同乡贤一起去发掘，去虔诚地感受，去祭拜社区的先哲，去倾听务工者的心灵独白，去即将坍塌的老房子体味，去目睹村头的田地和古树，去聆听自然和乡情交织时远古的梵音。我们有感于鹿鸣山社区成功的教育，那些不计个人仕途的先贤大儒们，开启了历史信仰之门，让生命的宇宙观与普世价值观植根于乡土，出现文运宏开气象。看看他们，我们的教育专家及所谓“现场”忙碌的政要们，有良心的一定汗颜。

1、人文精神的培育，创办学校，置学产，探索制度保障等，都是村里文化精英们自觉地行为，并一代一代在求知和创业道路上艰辛跋涉，百折不回，并将这种精神传承和发扬光大，一家三代人为乡村文化教育创造奇迹，三代“场案的故事”一直成为妇孺皆知的“文化遗产”，从而改变乡土风气和张扬人文精神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内涵。

2、乡土文化的良性互动，鹿鸣山社区，历史上居住甘、张、黄、程、党几个大族人家，从最早的文化影响分析，主要是来自外力的因素，如甘家祖辈是官宦世家，迁居鹿鸣山后，融入了当地，产生了很深的文化冲击。明末清初的乱世安靖后，后起之秀是张家，学成不仕，“特为后人导先路”，成为当地学师名儒，乡土仕子教育本土化，并惠及川陕学子。从学校数量上看，私塾、学馆多处，每个家族的均有自己的学校、祠堂，教育成为族人激励斗志，奋发有为的精神时尚。清代以来近三百年，鹿鸣山的乡土社会，才如此激情满怀，长盛不衰，气势恢宏，人文荟萃，始成文化圣地。

3、制度保障上家族设有学田恒产，并有垂训后世的文书可考，相传张载阳先生自知天命无期，遂将家族子女和有影响的亲属召集跟前，交代了一些重要事项，其中“学田一坝田产，不准分给子孙，留作后辈读书，更不准卖给外人。”成为代代相传的祖训，直到1949年，这些学产才发生了产权变化。通过社区调查，我们找到了张夫子的后裔，并找到了残存社区的学田记事碑，得到了证实。

4、文化认同与激励是乡土社会的动因。从碑文简短可辨认的文字考，这碑是张绍仲具祖遗规所书（制作可能不是个人的行为），绍仲属于载阳孙辈，简短的碑文，向后人展示了三个基本的制度思想：一则奖励优秀学子；二则为功成名就铭为楷模；三则资助贫家子弟有上学的机会。这些通过了三代人的探索，逐渐成为祖制，其制度成为族人的文化自觉了，所以要立这块名副其实的“学田碑”，成为滋养村里乡土人文的制度保障，的确是后人们尊“祖遗规”所致。这则碑使我们见到今天遗留丰富的文化景象，客观上透析和传承了村里的人文精神。

5、仁爱成为乡土文化的本质。社区至今传承着那些甘为人梯的县宰、父母、兄妹、妯娌、妻妾与成功或落第者同耕苦读，忘我奋志，舍身成仁的故事。她们的努力和慈爱，他们的包容与怀仁，让乡土的雏鹰在多次挫败后，展翼蓝天，用智慧滋养乡土社会，或终身耕读，或衣锦还乡，或效命疆场，或仁怀天下，或笔阵墨兵，为村里的文化增添了仁爱的光辉。即使到了今天，当行进在鹿鸣山的乡间，乡民的言谈举止，醇谨温文，厚重朴实，你也会感悟出遗爱的分量。虽然有历史尘封，但却无法遮掩三百年生命——乡土社会仁爱的辉煌。

案例：村里的圣谕坛

村里宣讲堂就是村民的精神皈依场所，主要用来宣讲圣谕16条，尤其是孝顺父母，团结弟兄，和睦妯娌……逢初一、十五之日，村里专人鸣锣召集乡亲，集结宣讲堂由村里专事讲授的人进行宣讲，此外每逢正月初九的皇会、三月三日娘娘会、六月十九观音会……也要宣讲圣谕。内容都是先贤圣哲的故事，内容涉及仁和善的规劝。

具体内容包括：儒、释、道三教。并且村里常有专事这项活动的先生，形成了村里一些职业文化工作者，传播“三教”文化要义。如儒教重点是“礼、乐、秩序”，乡村红白喜事的礼仪，包括三真九叩、大行三献、出堂礼、内林三献，讲究盖棺定论。即是追荐故人，教化生者向善怀仁；释教重在超度和追荐亡人。根据情况有三天三夜、五天五夜、七天七夜、九天九夜的佛事活动，让生者有生命的宇宙观，正确对待生命和信仰；道教重在扶正驱邪，坚信正义与刚直，养浩然正气。常有的箴言：“天条虽严，天心固有昊生之德；雷发击众，雷令不加悔罪之人。”因此，活跃在乡村的文化人除宣讲圣谕外，还有专事冲突调解的“乡约人”。就是民国时期也未间断。当时有俗语称：“乡约、乡约，全靠说作，说作不行，找不到吃喝。”(黄友纲老人讲述)